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：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

何以江城？答案就藏在(zài)奔涌的长江里。在文化(wénhuà)和自然遗产日前夕，长江日报记者探访(tànfǎng)考古、历史及古建专家，解码武汉如何从(cóng)“九省通衢”的地理枢纽(shūniǔ)，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(yǔ)参与者。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，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，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、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的深层脉络。 兽面(shòumiàn)纹十字孔青铜尊。 青铜器里(lǐ)的长江文明源头： 盘龙城与商王朝的(de)南方经略 “武汉的(de)城市史，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起。”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(mùdì)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(zūn)。这件商代(shāngdài)礼器肩部夔纹凌厉，腹部兽面威严，其铸造工艺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，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。“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，也实证了这一区域(qūyù)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” 这件青铜尊的(de)(de)发现地——盘龙城遗址，将武汉的城市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。作为(zuòwéi)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，夯土城垣、宫殿基址、玉器(yùqì)、青铜器等遗存表明，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(zhīdì)，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，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。 任晓飞特别提到“玉戈之王(zhīwáng)”——出土于李家嘴3号墓，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：“这件器(qì)物不仅体现了(le)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(xūqiú)，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身份。”而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，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，其夔龙形制(xíngzhì)、工艺构思与(yǔ)中原文化密切相关，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、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。 长江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(chéngshì)转型 随着历史演进，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。孙权筑夏口城（今武昌蛇山），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。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，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。“围墙、角楼、谷仓的细节，说明(shuōmíng)这里已(yǐ)是具备(jùbèi)自给能力的区域性(qūyùxìng)中心。”任晓飞分析(fēnxī)道。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(gèngjù)戏剧性——“郎吏缪曜私弩、将军郑贵私弩、将军赵濯私弩”，三人曾先后掌控此弩。“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，也折射出武汉作为(zuòwéi)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。” 至隋唐时期，武汉因漕运勃兴(bóxīng)迎来转型。李白“江城五月落(luò)梅花”的诗句，赋予武汉“江城”的文化标识(biāozhì)，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则勾勒出市井繁华。“胡人俑、武士俑、仕女俑同出，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。”任晓飞指出，安史之乱后，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(wángcháo)的经济命脉(jīngjìmìngmài)，鄂州节度使(jiédùshǐ)牛僧孺重修城垣、统辖两岸，为后世“三镇一体”奠定基础。 长江贸易网络中(zhōng)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(wǔhàn)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期。湖泗窑(húsìyáo)出土的宋影青釉“瓜棱执壶”，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“湖北无(wú)宋瓷”的认知。“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，证明本地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。”任晓飞强调。南宋时，鄂州更因岳飞驻军(zhùjūn)和湖广(húguǎng)总领所的设立，成为统筹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。“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，武汉已从军事(jūnshì)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。” 明清时期，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。明末清初(míngmòqīngchū)的《江汉揽胜图》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：武昌城楼巍峨(wēié)，汉阳码头繁忙，汉口(hànkǒu)商船云集。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(chénghuà)蓝釉执壶、青花龙纹碗等器物(qìwù)，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。“汉口在明代中后期崛起(juéqǐ)为‘楚中第一繁盛处’，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 。” 文物里(lǐ)的长江文明启示： 开放与(yǔ)融合的永恒主题 回顾武汉(wǔhàn)文物呈现的(de)(de)长江文明史，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：首先是枢纽性，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，武汉始终(shǐzhōng)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，承担着连接南北、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；其次是包容性，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、唐代胡人俑、宋代影青瓷等文物，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(wénhuà)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影响、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；最后是创新性(chuàngxīnxìng)，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，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，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(jīchǔ)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。这三个(sāngè)特质共同(gòngtóng)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。 “《江汉揽胜图》中穿梭的(de)帆影，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(jùlún)遥相呼应。”任晓飞说，“文物告诉我们，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，这正是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(mìmǎ)。” 从商周青铜到明清瓷画，武汉的文物犹如一把钥匙，解锁了(le)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。在建设(jiànshè)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，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“江城”的独特魅力，更为(gèngwéi)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(tígōng)了深厚的文化支撑。 （长江日报(chángjiāngrìbào)记者樊友寒）